据日本《周刊邮报》报道，日本财务省正在筹划征收“新冠疫情复兴税”，准备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将消费税从目前的10%上调至15%。日本上一次上调消费税是在2019年的10月份，当时从8%涨到10%。根据日本政府估算，每加税1个百分点，将可为日本政府增加大约2.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62亿元）的税收。对于在日本生活的华侨华人来说，好不容易才适应了前一轮增税，现在必须面对再一次提税导致的各项制度和公共定价的改变。预计此次消费税上调模式与上次相似，将食品等的税率维持在10％、幼儿教育及保育免费化等制度保持不变。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必需的房租、水电、公共交通，每一项开支都会相应上涨，在日华侨华人也将不得不再次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 

　　那么，日本如此这般“间不容发”地实施消费税增税政策，究竟在打什么“算盘”？ 

　　首先，日本政府收支严重失衡，国家债务正在加速膨胀。日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急于提高消费税率,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弥补收支失衡产生的赤字。在“寅吃卯粮”的理念指导下，日本政府常年“入不敷出”，靠实施赤字财政政策，年年举债度日，造成国家债务持续上升。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度末，包括国债、借款等在内的日本国债已攀升至1114.5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9万亿元），如果以现有的1.265亿日本总人口为基数来计算的话，日本国民人均负债约881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4万元），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沉重的国债负担对日本国民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再加上为应对新冠疫情，日本政府制定了三次大型补充预算。这其中包含每人10万日元（约人民币合6300元）特别定额补贴和旅游餐饮支援项目“GoTo活动”。日本2020年度包括原始预算和补充预算合计下来，日本新发国债额预计将首次突破100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3万亿元）。真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次，老龄少子化的问题也在威胁着日本税收增长及未来经济增长。从2011年之后，日本便进入了人口连年减少的阶段，2019年更是创纪录地减少了50万人，未来不久有跌破1亿关口的可能性。相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3617万人，占人口总数的28.7%，为青少年人口的两倍之多。老龄化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势必要让日本在年金、医疗和介护方面每年增加6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69亿元）的支出。在日本未来的税基规模势必会急速缩小的情况下，又要维持政府的财政支出、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日本唯有不断地提高消费税税率或新增其他税种。从这一层面来看，消费税由最开始的3%，依次递进到5%、8%、10%，下一步15%的消费税率仅是日本政府“切香肠”式增加税收的第五步，未来不排除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率的可能性。或许日本国民、在日华侨华人及国际社会要更多适应日本经济的这一增税节奏。 

　　再次，与提高法人税相比，“两相其害取其轻”。从目前日本的财政收入结构来看，法人税占比最少，为13%；所得税和消费税各占20%，具有较高的财源筹集能力。公债比例最大，为32%。如果要提高法人税的话，势必影响企业对员工的盈利分配，从而会降低所得税的收入。加之现在日本的公债比例已经非常大了。所以，对政府来说，只能在消费税方面动脑筋。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涨税大潮来临，“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唯有“开源节流”才是上上策。在开源方面，在日华侨华人可以多关注日本政府正在推行的“脱碳”计划以及“数字化”经济进程，多参考中国国内在这方面优秀的商业模式，不妨用“拿来主义”搞“因地制宜”。在节流方面，疯狂囤货只能解燃眉之急，可以结合2021年度日本出台的新税改政策，把已经决定购买的大件物品赶在新消费税实施之前“先下手为强”。另外，以前商家为应对消费税上涨而采取的各种促销手段估计仍然好用，比如：用手机支付或持有会员卡可以享受等同消费税税点的各种返点优惠；餐饮方面，堂食是15%的消费税，外卖活打包带走则是10%消费税；瞄准每年2月和7月购物打折季，在商品本体价格上“薅羊毛”。 

　　加征消费税是为了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同时也要兼顾国家财政重建。税收本是取之于民，则应用之于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拿钱不办事”，一次次辜负纳税人的期望，寒了日本国民以及在日华人华侨的心。